李苦禅（1899—1983），原名英，号励公。山东高唐县人。现代画坛大写意巨匠。出身贫寒，曾拉过人力车，借住庙宇过活。1920年拜齐白石为师，同学林一尽眼见他的困苦，赠他“苦禅”二字。“苦”取自佛门四谛之第一字，“禅”乃他擅长之大写意画。他欣然接受，以苦禅为号，更孜孜习画，求学艺专，未及毕业即崭露才华，29岁便成为杭州艺专教授，后一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

李苦禅先生具备西方写实造型的功底，但他要走上中国写意造型的路子，就必须从西方造型规律中蜕变出来，否则就是一种累赘，有的人一辈子无法摆脱它，因而难以驾驭中国文人写意画的本领，反而形成了一种劣势。西方与东方两种造型体系的要求，从根本上是针锋相对的，但在某一点本质上又是相通的。因为西方绘画所表现的是具体的“一束花”，而中国文人所表现的是抽象的心中的“花”。苦老能从西方绘画的要素下蜕变出来走进中国传统大写意的观念和实践中来，当年所掌握的西方绘画功底就变成了他的优势，有与没有这个优势大不相同，他有这个优势，所以可以比别人高出一筹。他利用西方写实造像的理念去观察对象，又能潜心到中国大写意艺术中去探索追求，他从梁楷、徐渭到八大山人、石涛，从赵之谦、吴昌硕到齐白石等大手笔的艺术里，一一跳过了而又另辟蹊径。大写意花鸟，作为一面里程碑的齐白石，似路已走到头了，后人难以超越。然而苦老以其自身的努力实践，应验了齐白石的预言：“……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

多少年来，由于社会上对传统花鸟画艺术的片面理解而产生的压制，使苦禅老人一度被迫搁笔，但难以泯灭他对中国大写意艺术美学范畴的深入思考。因而一旦社会条件具备了，便“涛涛汩汩，虽一日千里而无难”（东坡句）地爆发出大写意笔墨的雄劲力作。大写意艺术不需要像变魔术似地去炫耀，也不需要在工艺上去取巧，更不需要在技法上去搞什么“绝招儿”。它如同中国的书法艺术，意到了，气足了，就圆圆融融地一气呵成。其艺术的特殊美感内涵就在此了。苦禅先生不作画则已，只要提笔向纸，必心态平静，仿佛神经松弛，进入一种太极气功状态，坦坦荡荡，胸有成竹。因为高超的艺术是不可能在那种紧张的精神状况下产生的。而真正大写意笔墨的呈现却必须如此，这又是画坛中难以达到的境界。“文革”后，苦老备加勤奋，是社会迫使他必然如此。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他借居于东城的礼士胡同期间，常拿着刚画完的画，走到院子里，将画对着阳光反复琢磨墨色的变化。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能多给我一些年月，我在笔墨上还能有进步。”我这个后辈人听了，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苦老笔下所创造的雄鹰的嘴、眼、爪，荷的叶与芽，老梅的枝干，挺箭的兰花，先写再皴后点染的山石……都是刚柔相济之力的体现，人格气节秉性的象征。他是一位对民族敌人疾恶如仇、对人民慈悲相待的人。他对朋友可以拔刀相助，自贫又能济贫。他热爱生活中美好的一切，他在幼稚愚昧面前表现出无限的容忍。他乐观，他正义，他不吝啬，他真挚，他童心长存，他坦荡为人，全然具备了一个大艺术家的主体构成，是人品画品的高度合成。他的笔墨出奇制胜，充满了生机，是艺术上的神奇结晶。我们学习他不是只学他那一树一花、一笔一染，而是要学习研究他人品、个性与画品独创的统—原因，以及造就一位有气节的艺术大师的全面因素。苦禅的存在，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苦禅的艺术，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精华！

他的作品继承了中国画的优良传统，吸取石涛、八大山人、扬州画派、吴昌硕、齐白石等前辈的技法，并融中西技法于一炉，渗透古法又能独辟蹊径，在花鸟大写意绘画方面发展出了自己独到的特色。具有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意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长屏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

李苦禅先生笔下的花鸟世界，浑厚、平实而妙得天趣。他经常以松、竹、梅、兰、菊、石、荷花、八哥、鸬鹚以及雄鹰等等作为题材作画。他用自己独到的审美观点与丰富的表现手法，创造出许多形神兼备、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他笔下的花鸟，既有一定写实的成分，但又不是对自然物象纯客观的描摹，而是高度凝练之后的再创造。在看似随意中蕴含着朴拙之气，在自然含蓄中蕴含着阳刚之气，他的运笔线条如行云流水，苍劲朴拙，笔法凝练简约，却意趣盎然。笔墨纵逸豪放、雄健磅礴。他驾驭笔墨的能力，驾驭写意技巧的能力是惊人的。对于他来说，画幅越大就越能自由挥洒。他的作品尤其到了晚年，愈加返朴归真，雄健苍劲，笔墨挥洒中已经达到了“笔简意繁”的艺术境界。

他将西方雕刻、绘画方法、精神融入国画教学。并率先将京戏作为“传统美学与文化艺术之综合”引进美术教学之中，亲自粉墨登台，现身说法，诚如当年《晨报》所评：“年来北方艺坛上创造派的先锋，异帜独标，要算这位大名鼎鼎的李苦禅先生。”